Qi che chan ye ji shu jin bu lu jing zhuan huan yan jiu2018

我写这部关于邓小平的书,心目中的读者首先是西方读者。作为一个研究中国事务长达半世纪的人,我深知如果中国人和西方人能处理好他们之间的关系,世界的未来会变得更好,而这又要求双方达成更深的理解。在哈佛大学做了几十年研究中国的教授,我也感到自己有一份特殊的责任,不仅是教育哈佛学生,也应当致力于教育普通的西方民众,因为和美国其他大学一样,我们所得到的支持也来自大学以外的广大公众。 2000年我从哈佛退休时,决定专注于研究在我看来对理解今天的中国最为关键的问题: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究竟是哪些力量在推动这场变革,又是哪些力量在抵制这场变革。成百上千万的中国人在这场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扮演了角色,但处在所有变化中心的人物是邓小平。因此我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了解他所面对的问题的性质,以及他如何克服重重困难、协调各种不同的力量去达成那些不同寻常的变化。 邓小平没有留下可资史学家利用的私人档案,很多重要决策也未公开。因此,研究邓小平,研究他如何做出决策,以及他究竟做了些什么,比起写其他人的传记要做更多的工作。我利用了能得到的一切文献,包括已公开的资料如《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和各种官方出版物,并对高级干部的子女和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年轻干部进行了访谈。我也阅读了与邓小平共事的高层官员的纪念文字,使用了外国政府公布的文件,以及会见过邓小平的外国人的记录。我还感到有责任尽可能运用我在哈佛多年工作中遇到的一些特殊机会,去理解邓小平及其时代。我也有机会访问一些其他外国人不容易接触到的西方官员。 幸运的是,我这本书得到不少好评,尤其是来自那些对邓时代的中国有深入了解以及有幸见过并了解邓小平的人。但是,也有一些外国评论家认为,我对邓小平太客气了,对他在毛泽东手下做过的一些事,对他在1989年6月对示威者的镇压,对他拒绝给民主化改革更多支持,我应当有更严厉的批评。然而我相信,细心的读者应会看到我确实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并且为许多对邓持批评立场的人提供了有助于他们理解邓小平言行的事实依据。我也确实讲述了邓小平批评者的意见和他们批评的理由。但是我相信,尽量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 在计划出版这本书时,我并没考虑出版时机,我打算写完之后就出版。不过我认为它的出版时机还算幸运。假如在天安门事件后的最初几年出版,很多西方人对邓小平的敌意会使他们难以用超然的态度去看待邓为已发生的变革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从1989年6月4日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相信大多数西方人对天安门事件有了足够客观的态度,使他们愿意思考邓的历史作用,就像我所做的尝试一样。 尽管这本书主要是为西方人而写,我依然乐见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华人读者对它有兴趣。我从31岁开始研究中国,许多有见识的中国人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与认识,使我受益匪浅;但我本人对书中所讲述的事件,却没有他们作为过来人的那种亲身体验。中国有句俗语叫“旁观者清”,意思是局外人有时可能比当事人更为客观。很多有过痛苦经历的中国友人向我坦承,作为事件的当事人,他们难以做到客观,所以很想听听从事学术研究的局外人尽量以持平的立场提出的看法。很多喜欢网上阅读的中国友人意识到,网络上不断重复的很多事情未必可靠。我希望我对1978至1992年发生的事情尽量做到客观,尽可能排除各种谣传,采用信实的材料,我希望我的这一努力将有助于海内外中国人尽量客观地理解中国的发展。 中国国内的现状尚不成熟,使中国学者还难以写出一本客观全面的研究邓小平的著作。他们中有很多人比我更了解邓小平生活与工作的方方面面。我希望在中国大陆的学者未来写出这样一本书之前,我的书能有助于中国读者客观理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我在书中记述了邓小平的积极贡献——他努力让所有中国人过上富裕生活,维持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大力削减军费,增强法律的作用,扩大普通民众公开表达意见的机会等;我希望这对致力于改善中国人的生活、维持中国与外国良好关系的人们有所助益。